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现状调查

计划生育改变了什么？

1979年，中国总人口达到9.75亿，过多的人口数量和过快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沉重压力。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范围的全面推行。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段成荣认为，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直观是使中国少生了４亿人口。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 段成荣：整个几十年的GDP的增长中，大概有20%多是来自人口红利。所谓这个红利就是我们控制了生育率，使得新生的青少年人口数量增长得到遏制，同时又由于青壮年相对比较多，然后在这个时期当中老人和儿童所占的份额比较低，所以我们有很多劳动力，这样形成了人口红利。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口红利。超低的生育率、越来越明显的老龄化社会特征，计划生育下的人口结构变动恰恰发生在中国社会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重大转型过程中，传统经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文化习俗都伴随人口结构转变发生剧烈冲击。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适龄劳动人口的诉求都变得跟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江西南昌县武阳镇万家父子就是一个缩影。

1999年，父亲万家生与两位村民合伙承包200亩鱼塘，现在一亩水田年收益达到2000元。然而在20多年前，万家生守着几亩水稻田，靠天吃饭，收成最好时一亩地年收益才4、500元。

在劳动力输入大省浙江，二代农民工也已经成为务工的主力人群。根据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的调查，浙江省外来务工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2.1岁。16-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16-30岁的“80后”占45.2％。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生活质量、工作环境以及未来发展都表现出了更高的诉求。用低工资、高强度、低保障的劳工代价换取人口红利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持续。这样的变化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反映就是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而当上升的劳动力成本遇到全球经济萧条时，压力就无法避免的传导到了提供劳动力的工人身上。

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

今年10月，阿迪达斯（中国）公司将关闭其在华唯一全资工厂，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运动类商品销售下滑是促使阿迪达斯转变生产制造方式的主要原因。

阿迪达斯苏州工厂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内的腾飞新苏工业坊内，在这个区域内的这座楼房的三楼是它的生产车间，大约有近200名工人在里面上班。程松林，34岁，从1998年工厂刚开工就在这里上班了，一直从事包装工作。

但是，阿迪达斯大中华区公关部新闻发言人陈琦在电邮中却否认了工厂关闭与涨薪有直接关系，并表示此事不会影响阿迪达斯在中国的库存情况。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在给媒体的一份材料中表示，截至2011年底，阿迪达斯全球生产制造环节除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外都已全部外包给世界各地的代工厂。该全资工厂关闭后，阿迪达斯的生产将全面进入外包时代。

这是今年9月的一个工作日晚上，浙江奥奔妮服饰有限公司四楼的制衣车间，主动前来加班的工人坐满了制衣车间的大半，不少工人在缝纫机前埋头工作。 为了能多赚一点钱，来自湖北的女工刘爱姣也在车间里埋头工作。

女工 刘爱姣：要是正常的话，一般就是说两百多件、三百件。

虽然订单还是有的，但刘爱姣明显感觉今年没去年那么忙了。与往年相比，今年企业的的工人数量也少了很多。

女工 刘爱姣：去年还要多一点，上半年来的时候多一点，之后好像金融危机吧，不怎么忙，最后车间里面就减少了几十个人吧。

三楼偌大的裁衣车间，则明显显得有些空旷冷清。数得清人头的工人们在里面比对面料、切片、裁剪。 浙江奥奔妮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晨爱坦言，相比往年，今年上半年公司的产量的确有所下降。

浙江奥奔妮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晨爱：今年上半年（的产量），我们还不太准确，因为今年上半年我们做些技术改造，我们也下降了30%左右。

感受到寒意的，并非只有服装企业。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浙江省2012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温州市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今年已停产企业有140家。

浙江奥奔妮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晨爱：如果说关掉停掉的呢，有一些这个呢确实每年都有，今年可能差不多我估计可能是20%-30%是有的。

因为工厂关闭或者企业效益不好而失业的工人成为了最后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他们不光承载了经济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压力，更要面对自己生存的压力。城市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回家似乎成了最好的选择。

重庆巫山县骡坪镇新华村四社，一个并不起眼的蛋鸡养殖场建在山坳中。鸡场的主人官佑陈、陈才定夫妇30岁出头的年纪，在外打工已经有15年。2008年，他们俩一起回乡创业，建起蛋鸡养殖场。谈起当初选择回乡的想法，丈夫说，在外打工10多年，始终过不惯城市生活，听到家乡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他们也决定回家干。

官佑陈（男）、陈才定（女）：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技术，长期打工的话又不可能有升职的机会，比如说技术上我们都没有文凭。所以必须（创业），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必须回来。在中国就是那种传统的，始终都要成家立业。

目前，官佑陈、陈才定夫妇的鸡场年存栏蛋鸡3万只，每天产蛋近900斤，为巫山县16个超市直接供货。2011年，蛋鸡场的产值达到了130万元。他们的成功创业也带动了周边近10户村民发展养殖业。下一步，他们计划进一步扩大养殖场规模，注册自己的品牌并开设直营店。

官佑陈（男）、陈才定（女）：当时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我从我一个叔叔那儿了解到，养殖方面，（比如）养鸡（收益）还可以，能够维持一个家庭，当时我们就了解到了。我们回来之后，也就决定要来办养殖场。感觉虽然说现在市场价不怎么好，但是总的方面还是比较理想的。比如说家庭现在虽然是首（次创）业期间，但是可以说养殖这方面算是一次性成功的，没有发生过其它的最难的难关，比较顺利。

伴随农民工返乡浪潮，一些在沿海地区开办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出于种种原因，出现随农民工一起向西搬迁的情况。在广安市邻水县的丰禾镇，就出现了从沿海西进的毛织产业链——海外接订单，在四川的小镇上进行加工。记者见到了一位企业老板杨晓伟，他告诉记者，从2005年开始，他设在广东大朗镇的毛织厂就出现了熟练工人不断减少的现象。

杨晓伟2007年开始带着资金来到毛织行业熟练工较多的四川省邻水县，在丰禾镇投资开办了一家毛织厂。原料从产地运到四川，加工成品后再运到广东打包出口。到现在，丰禾镇的毛织厂一家接着一家开，规模越来越大。

毛织厂老板 杨晓伟：工厂就跟着工人一起回家了嘛。大势所趋，基本上工人到现在为止，当时我考虑到现在完全是成正比（符合）的，为什么了，所有的都是会向西部，往内地走。

安永事务所中国主席  吴港平：我们看到很多我们沿海的企业，已经开始搬到内陆地区去，有一部分也搬到海外去，这个我觉得都蛮正常的。中国还有很大的地方，沿海的地方成本高了，我们可以把生产搬到内陆去，因为以前可能不行，现在这个交通很发达。当然，我们希望制造业从“低成本”的方向走向“高增长”的方向。这需要一个过程。

他们更需要保障

人未富，身心已老。旧的优势正在远去，新的优势却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逐渐老龄化、人口红利消退的阴影也正笼罩在农村人口的心头。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村中青年非常精打细算，拼命工作，才能应付这样的“人口负债”。34岁的邓小光已经在北京呆了15年了，妻女也在北京生活了8年，最近邓小光和妻子下定决心，回河北老家生活。缺少保障的未来，越来越高的物价，让他失去了继续留在城市的勇气。

外来务工者　邓小光：压力挺大的，很大，原来，前几年还想着在北京不定什么时候买套房，现在想都不敢想了，（太贵了）。根本就不敢想了，　在家已经买了套房，家里房好了就准备回去了。因为我们三都是老家户口，户口都在老家，我这等于在公司里面给上着个保险，她娘俩基本什么保险都没有，就买了一份大病住院的，其他的养老啊、医保啊都没有，基本上完全靠自费。

除了房子，另一个让邓小光觉得生活得不踏实的就是社保。

邓小光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数据，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3亿人，在城市工作，但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高达1.6亿人，五险参保率较低。由于全国社保依旧城乡分割，邓小光的妻子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固定工作，偶而在城市里打散工，社保时断时续。

中央党校教授 向春玲：我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存在着一个城乡分割的问题，农民是新农合，城镇居民和职工有居民和职工医疗保险。这种分割带来一个我们的流动人口，或者我们的农民进城之后，对它的一些医疗服务呀，医疗待遇这方面不是很方便。

参加新农合的外来务工者要想报销医药费，只有两种渠道，一是回户籍所在地看病，二是带着看病的发票回去报销。人在外地，为了看病回家乡，显然耗费人力、物力，但拿着发票回去报销也很难。

外来务工者 邓小光：关键回去报很困难，不可能。拿着几百块钱的票到那，回去之后能报十分之一就不错了，还很困难，可能得找人。家里可能有新农保吧，每年也交着钱，但是从来没回去报过。

河北省平山县农民陈士忠是一位参加了新农保的农民，他每月可以领到55元的养老金。可在现今的物价水平下，55元的作用显然有限。

河北省平山县农民　陈士忠：说实在的，现在老百姓也不是太艰苦，不过国家给这部分资金吧，虽然一开始也不是太多，但是这笔钱可以搞一些自己身体护理啊，给小孩买东西呀。

事实上，新农保分为多个档次，档次越高，需要交纳的参保金越高，交满年限之后发放的养老金也就更多。很多农民发现，就算参加最高档次的新农保，每月拿到的养老金也不多，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仍然相差甚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展新：全覆盖不等于说各个制度间的差距就没有了，事实上我们差距还很大，比方说现在新农保，新农保他拿的养老金和城镇职工拿的平均养老金相比，数量非常小，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过去的更大的城乡差异把它逐渐缩小，最后是说，全体社会公民能够有一个相对公平养老金的收入和保障，这个也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就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30年之后，中国总人口中的老少人口关系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传统上拥有大家庭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年轻型人口类型正在逐渐成为记忆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 翟振武：未来经济的发展，未来我们的竞争力不取决于人口的数量，更多取决人口质量，要想在人口方面继续为经济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要大规模大幅度提高整个人口素质，这是使我们经济增长长久，有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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