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能否带领中国制造突出重围

曾经横行世界的“中国制造”，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相继提出“制造业回归”的口号，福特汽车、卡特彼勒、佳顿公司等在中国设厂的企业纷纷选择将部分或全部产能迁回美国。我国政府从今年开始，不断提高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与此同时，东南亚、非洲等地区低成本优势日益凸显。部分跨国公司将产能从中国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等地区转移。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贸易进出口是自2009年以来增长速度最低的一个时期。7月份进出口总值3287.3亿美元，其中出口增长仅为1%。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承接转移”、国内“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制造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安永事务所大中国区主席 吴港平：中国的成本增加，这个是大家也能看到的，尤其是沿海地区。以前我们沿海地区都是做比较低成本的生产、出口，所以这个低成本制造业的方法在沿海地区可能不能再适应这个方式。看到很多沿海的企业已经开始搬到一些内陆地区去，有一部分搬到海外去。

天津，这座直辖市聚集了数千家制造工厂，自2006年起经济增速始终位于全国前列，被称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从事机械手表研发、手表机芯制造、成品手表制造和精密机械加工的海鸥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手表生产基地，海鸥机械手表机芯年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40%，约占世界总产量的20%，并让瑞士的手表大鳄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

天津海鸥手表集团公司 副总工程师 周文霞：从他们自身也感觉到了陀飞轮市场的潜力来自中国的压力，所以他们也加紧了“陀飞轮”方面的研究。

在2008年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上，一家瑞士企业独立制表人向知识产权委员会对“海鸥双陀飞轮手表”提出“侵权”投诉，认为其关键部件“差动结构”抄袭该公司专利设计，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举证维权后，最终知识产权委员会对比双方产品设计并经鉴定后，决定对瑞士企业的投诉不予支持。

天津海鸥手表集团公司总经理 吕军：如果我们有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专利证明，我们应该勇敢的站出来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很多的中国内地、香港的企业在遇到这种问题上是几乎都采用息事宁人的态度，提出用钱来和解，这是不好的，这会给许多的客人抓住我们的小辫子。第二，我觉得总会有这么一个人站出来，即使我告输了，也是我用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方式)。

“海鸥胜诉瑞士表业巨头”的官司，让这家中国公司顿时成为新闻话题，其自主研发、参与国际竞争的做法多次受到政府的表彰。如今，像海鸥手表这样的品牌，正在成为中国政府大力扶植和推崇的典型企业。中国政府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中国制造业要发展，首先要提高自主研发和关键零配件的生产能力。目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技术“空心化”问题、以及自主产权缺乏问题。

政府智囊 南开大学副校长 佟家栋：中国过去经济的增长方式一直是靠着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的增加，包括劳动力，包括资本这样的投入，而这种投入它总有一个限度，因为要素是有限的，而这种有限性慢慢遇到了，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要素约束问题。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王成：过去出现的一批企业，主要是在海外知识产权维权的过程中积极性不高，没有主动维护自己的权利，第一，对知识产权制度了解不透，第二，对专利文献，在开发生产经营中没有很好利用专业文献，自己底数不足，第三，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如何把知识产权工作作为重要措施来运营。这方面呢，我们的企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在引导民族企业告别“低端制造、低成本竞争、低附加值出口的‘三低’模式之外，政府并没有放弃对外资的吸引。中国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较低的工资要求反而成为吸引外资入驻的优势。目前，不少地方政府都在努力扩展交通设施，修建配套基础工程，进行人力资源的培训，迎接“制造业转移”。

安永事务所中国主席  吴港平：中国还有很大的地方，沿海的地方成本高了，我们可以把生产搬到内陆去，因为以前可能不行，现在这个交通很发达。当然，我们希望制造业从“低成本”的方向走向“高增长”的方向。这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政府对民族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组合政策，让境内的制造业保持着活力，这受到国内外不少经济学家的肯定。然而，仍有一些专家对这种“政府主导模式”表示担忧。

政府智囊 南开大学副校长 佟家栋：我们更希望这样一个调整能够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一个自主性经济增长这样一种状态，就是政府尽可能地慢慢地撤销它自己整个支撑经济和自己经济主要的决策者的情况，而更多的让企业有自身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 曾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