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回落   2012目标缘何起

2012经济目标回落

10元钱在北京能买到什么？三个苹果，或者五张地铁票，或者七个西红柿……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林道藩利用会议间隙，跑到了北京西绒线菜市场进行调研。10元钱所能买到的东西，真实记录了当前的物价水平。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投入有多大，百姓的利益得失是否得到保障，这次简单的“采购”行动可谓窥豹一斑。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增加生产、保障供给。继续把控制食品价格过快上涨作为稳定物价的重点。落实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中国今年GDP增速7.5%的目标，8年来首次低于了8%；全年CPI也将控制在4%。这场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速度的行动，释放了怎样的政府调控信号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曹和平：掉到4%以下正利率会给扩张政策提供方向性的诱导，你要把物价政策放在第一，物价按到4%恐怕GDP跌倒8%以下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实行憧憬的宏观调控政策大方向，在不变的情况下可能螺丝钉可能会拧的更紧。

有人说，北京人的收入已经达到了中上等富裕国家的水平。真是这样的吗？来看一组数据。北京2011年人均GDP 80394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12447美元，这已经超出了世界银行划分各国贫富程度的“标准线”。但是人们的真实感受又是怎样的呢?

《月入7500元的北京白领说没有安全感》，网上的这篇报道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某白领月入7500元，省吃俭用后每月积蓄约2200元，觉得“生活在北京很没有安全感，就算老板给加工资，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甚至引来了网民的投票，超过13000人表达了认同，觉得现在的生活成本过于高企。高企的CPI偷走了大家的幸福感，而这一切又都可以从2008年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找到根源。

源头：全球价格上升

2008年3月贝尔斯登破产，黄金价格大幅下跌从近1000美元的高位，迅速跌至720美元，跌幅高达25%。但是到了4年后的今天，金价早已飙升1800美元一盎司。金融危机之下，金价的巨幅波动成为这个流动性泛滥年代的一个缩影，这场全球范围内价格的上涨旋风也波及到了中国。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为了刺激经济，中国提出了GDP“保八”的目标，并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超发的货币导致流通市场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炒作狂潮，推动了物价的飞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吕随启：咱们决策层的政策取向下一步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下调到7.5%以下下调到7%都是在决策层的预料之中的。这个速度放慢是我们要调结构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调低必然性—— 欧债 危机影响中国出口

对于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调低自身经济增长预期也属无奈之举。看看当前持续低迷的全球经济、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中国显然无法独善其身。 2012年1月14日，标准普尔再举评级“砍刀”，一口气调降了9个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此举无疑将对欧洲金融稳定工具、欧洲银行业评级前景、欧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性带来重大影响。

尽管去年12月和今年2月，欧央行已经通过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将大量资金注入银行体系，避免了信贷紧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衰退的趋势，而希腊也成功完成了债务重组，但是市场上的忧虑情绪仍然四处弥漫。欧洲经济的低迷对中国外需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冲击。

左小蕾：我们的外贸依存度尤其是出口应该是在占GDP比重应该是在25%-30%这么一个水平，外需的这种低迷对咱们的这种出口加工型企业或者是出口部门的这种就业，然后这个税收投资等等，都是有影响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吕随启：温总理曾经讲过很关键的一句话，未来五年内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达到7%算完成任务，如果大家记住这个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间断）去年经济增长速度从10.5%一直下调到9%，这是我们主动放慢速度的结果。因此，对于所谓中国宏观经济硬着陆的担忧是多余的。

“中等收入陷阱”之困

阿根廷之鉴

一百年前，美国与阿根廷经济实力相当，百年后，前者成为超级帝国，而后者却陷入“百年孤独”。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220万移民涌入阿根廷，修建了1000英里的铁路，从英国吸引了2亿英镑的投资，到1900年出口总值高达1.5亿金比索，比30年前增长了4倍。阿根廷的贵族与大农场主文化缺少一个公平创富的机会，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阿根廷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当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时，如果不能摆脱既有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起来的矛盾将会出现集中爆发。前车之鉴，阿根廷的故事能带给我们今日发展中的中国怎样的启示呢？

产业调整在即、宽松政策难以持续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你这个国家，根据实际资源情况，你的技术水平，你的劳动力水平，包括你的市场需求以及国内外的环境，你的潜在增长速度应该可以达到多少？

在美国，这个数字是4%-5%，金融危机以后，随着市场需求的萎缩，这几年的增长速度一直控制在2%左右。按照这个测算标准，对于还处在工业城市化中级阶段的中国，9%-10%的水平是合理的。

但是近几个季度，很多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范围涉及钢铁、水泥、汽车以及家电行业，销售利润率大幅下降，产业调整在所难免。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我们前几年大规模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也不可能持续下去，我觉得定到7.5%是一个客观的目标，不需要再定特别激进的目标，当然我想强调的是，政府工作报告他所确定的目标，比整个全年完成的目标可能不是一回事，我个人推测，尽管总理的报告定到7.5%，但是今年结束后，我们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在8%以上，也许回到8.5%。

负利率下的通胀挑战    紧缩货币政策 不变 负利率结束：短暂现象 不容乐观

“跑不过刘翔，也要跑过CPI”，网民间流传着如此豪言壮语，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 2011年我国CPI比上年涨5.4%，而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仅为3.5%，百姓的实际存款利息收益为-1.9%，全国居民存款缩水6600亿元，人均亏500元 。

然而，时隔两年，今年3月初有关负利率会终结的各种报道却开始见诸报端，市场甚至出现了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否会松动的声音，人们的预期是否过于乐观了呢？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负利率。经过克服通货膨胀的努力，也参考国际形势的变化，负利率或迟或早会消失，会转变为正的实际利率，这是货币政策不断努力要实现的一个区间。现在的数据也表明，这是个阶段性的现象。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吕随启：我们现在作出负利率将会消失的结论就会意味着紧缩货币政策就没有必要了，货币政策现在放松都没有任何问题。中央政府就不用再去还是下面要进一步控制通货膨胀了，事实上，从中央政府的表态来看通胀压力越来越严峻。

抑通胀：存准金率纠偏货币政策

回顾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曾经一度带来货币供应量的放量增长高峰。09年至11年三年时间里，中国银行体系新增贷款25万亿，接近贷款总额50%的水平。今年2月末M2 13%的增速，已经大大放慢了近一半的速度。既要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又要实现经济增长，如何维持二者之间平衡？成为近年来国家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准则。

尽管业界并不把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看作是货币政策调整的风向标，但是其纠偏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

2011年，存款准备金率在经历了六次上调和两次掉头向下后，目前20%左右的比例仍然处于历史高位。 在国际通行惯例中，美联储的法定准备率也只有8%。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期更是出现过6%的低位。周小川在去年货币政策实质性收紧过程中还曾经表示，存准率上调没有上限；今年已经开始为回调寻找论据支持了。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吕随启：确定无疑的还可以的下调，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这跟货币政策有紧转松关系不大，更主要的是一种预调微调的手段，或是它是一个纠偏。前面把法定准备率是否调得太高了21.5%。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今年年初以来人民银行政策的节奏已经有所调整，比如我们已经2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而且人民银行的基调是要建立动态存款准备金调节机制，就是要根据银行存款情况，根据他信贷情况，进行动态调节，保证银行体系有足够流动性，同时我们强调要对实体经济，对中小微型企业有针对性实施新支持。

通胀下经济增长的风险   

CPI大幅下降，是我们乐见其成的。但是CPI下降背后的经济走冷，却并不是我们期望的。今年的GDP增长指标已经调低为7.5%，很多人担心，如果这个指标得到切实执行，那么企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即使是以往在政府投资中大获其利的国有企业，也有可能因投资规模的控制而难以保持前几年的增速。经济调控政策何去何从，再推出一个类似于4万亿元投资大单的计划？再次启动宽松货币政策来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这些显然只能能收一时之效，中国经济增长隐含了一系列的风险因素。

国际环境风险——美欧洲量化宽松

跨境资金大规模无序流动、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大宗商品过度投机、全球性通胀压力、能源和粮食安全极度堪忧……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是以美联储为首的全球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一个巨大的“伯南克泡沫”正在悄悄酝酿。

今年3月中旬 ，美国就业市场再次发出改善信号，外界对美联储推行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的预期有所降温。但是最近3年，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已经持续注入了8.8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欧洲中央银行为激活欧盟国家的信贷体系，避免负债国家“倒债”和欧盟经济衰退，去年12月和今年3月为1300多家银行提供了一万亿欧元的信贷。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诺沃特尼表示，欧洲央行正讨论退出危机模式的策略，通胀和市场状况将决定央行作出这一决策的时机。“退出策略有多种选项，进程将是渐进的。退出将取决于价格稳定性，以及资本及货币市场的有效运作。”

发达国家实施的这波扩张性货币政策，正将一场“货币海啸”引向新兴市场国家。被称之为“美元吸金大法”的这场货币政策，将会如何制造全球通胀，转嫁危机成本、转移世界财富，以及吞噬掉各国的外汇储备呢？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这些钱，全球流动非常宽裕的话，会反应到全球的资产价格上来，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全球资产价格都在大幅上涨，农产品啊、原材料、特别油价，国际环境不允许我们对通胀掉以轻心，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我们的货币政策今年的基调应该是结构性的，有限制的宽松，而不是一般性量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

海关总署近期发布的2月进出口，创下了近10年来单月贸易逆差最大值，314.9亿美元。2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2604.3亿美元，增长29.4%。其中出口1144.7亿美元，增长18.4%；进口1459.6亿美元，增长39.6%。

商务部部长  陈德铭：造成现在这样一个外贸增幅下降的原因，主要还是外贸发展的内外环境总体趋紧的情况，国际上因为金融危机还在深化和蔓延，特别是欧债的问题影响了欧洲的消费等等，国内我们自己也有各项成本推高的因素等等。所以我们估计，今年的外贸实现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全年要增长10%左右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也是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如果进出口市场丢掉了，而我们的内需这块市场又不能起动，这可就麻烦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物价难题  ——抗通胀成本高

去年，一斤鸡蛋等于三斤大葱；今年，一斤大葱等于两斤鸡蛋。在超过了土豆、西红柿等一干蔬菜价格之后，大葱的价格终于“成功”超越鸡蛋价格，站上了每斤6元的“高点”。曾被认为是卖菜“赠品”的大葱已经华丽转身为“天价菜”，不少市民抱怨“十多块钱就买两棵葱”。 其实大葱的涨跌并非个案，几年以来，不少农产品都走上了“过山车”似的涨跌之路。

面对物价难题，我们对抗通货膨胀的成本也是越来越高。在过去八、九十年代封闭型的资本市场里，只要少发行货币，物价就会得到有效的控制。可是由于现在实行的是统一结售汇窗口制度，外汇统一由央行购买，央行被动地吃进了很多外汇，从而向市场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增加了物价上涨压力。

随着外汇占款的增长，我国的M2供应量在大幅度增长。在1993年，外汇占款占M2的比重只有2.51％，1995年开始超过10％，一路从2004年的20％，提升至2007年的28.64％。无形中加大了中央银行冲销的难度和冲销成本。在基础货币源源不断地被迫投放市场，资本市场泡沫与商品市场通胀成为当年宏观调控的两大难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结售汇窗口制度是当时一个仓促的条件下上台的顶层设计的政策经过多年的实践后有好的方面尤其在对抗美元的霸权制度方面，比汇率相关特别有效。我觉得现在盲目取消统一结售汇窗口制度反而是一个坏事，无心插柳柳成荫，反而是个坏事所以我觉得应该怎么办，应该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刨除汇率的问题做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汇率国际化方面要进行新的思维。

价格改革契机何在 忌闸门性政策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苏不明朗、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该如何用更加灵巧的调控方式，来解决物价控制和输入性通胀之间的矛盾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我们不能紧紧停留在宏观的闸门性政策，第一个我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第二我把信贷余额控制住，第三我把银行间的利率长期的固定在比较高的借贷位置上。这种闸门性的政策，就是说我拉闸了，不管你需不需要，我都一刀切实了。

发改委主任张平：我们还要理顺一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为价格改革留出一定的空间，特别是国内一些生产要素的成本上升，这样一个趋势可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都还会存在，比如工资增长、土地价格增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吕随启：改革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要素价格上涨，使企业的利润空间下降，但是有一个问题，要素里面包括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随着综合国力越来越强，每个人的收入都会增加，意味着工资和福利水平提高，不能再强调所谓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

能源价改契机 

“晚上快去加油，听说今晚凌晨，成品油价格又要上调400元/吨。”3月15日，很多人都在微博上相互转发、议论此事。当日，发改委紧急约谈中石油、中石化，紧急征求成品油价格发布形式。为何油价每次上涨都紧跟市场变化，每次下调时却远远滞后于市场？消费者的困惑与不满凸显了能源价格改革的一大困境。

而“市场煤、计划电”，也是我国能源价格改革中另一项久拖未决的难题。尽管去年年底，国家发改委打出了“压煤价、提电价”的改革“组合拳”，但也只是暂时缓解了长期纠结的煤电矛盾。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电价的改革应该起动社会承受度研究。第二，应该起动福利得失研究，然后起动补偿性措施。谁是电价体制改革的最大收益者它应该拿出什么样的补偿来给那些最大的受益者。作出回馈性的补偿，这个补偿的渠道是什么，平台是什么，补偿的制度是什么，补偿的中间性实体是什么。

通常情况下，借物价下行时期启动大的物价改革更加稳妥，尤其是电价改革、天然气价格改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那么，目前是否正迎来一个价格改革的契机呢？在这场牵一发动而全身的改革尝试中要如何平衡处理，才能在完善价格对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又不会大幅推高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水价、电价、油价，进入“一改革就涨价”的恶性循环呢？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用100多个字描述了价格改革的方向：稳妥推进电价改革，实施居民阶梯电价改革方案，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这将成为整个能源价格改革的艰难起步。

要素市场改革是关键

去年中秋，负债20亿的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跑路”，一批有信誉的龙头企业都纷纷陷入“倒闭潮”，成为民间借贷日益疯狂的一个缩影。从去年9月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民间借贷资金断链，凸显出来的恰恰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GDP高企背后的流通“瓶颈”、“民工荒”引发“刘易斯拐点”到来……要素市场改革迫在眉睫。

全国人大代表　周晓光：我们贷款，这些大的一些银行贷款难度非常大，他对你的抵押物啊，对你的程序对你的财务管理的要求特别高，因为我们浙江都是中小企业微小企业比较多，他在财务管理上可能仅仅是夫妻店，那么也没按照那种财务的标准和要求做起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尽快起动要素市场改革。刻不容缓的，尽快起动全民医疗改革和全民社保改革的各种前提条件的准备。（间断）中介性的实体你才是让医保和社保资金能够从中央的财政里面经过正规的渠道或网络，有监督的有第三方核查和稽查的方式，有效率而不浪费地传递到成百上千成亿的家庭里面去。

CPI外的房地产价格 不合理增长   日本地产泡沫借鉴

两会民意调查，“房地产调控”一直位居关注度前列。但是对于商品房价格变化这一重要指标，却并没有体现在CPI数据中。作为重要的民生热点，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的超常规增长，使民众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庞大的房地产泡沫甚至不禁让人联想起80年代的日本经济。

1985年-1989年期间，日本实施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刺激企业开始了银行体系外的海外投资之旅； 1985年9月多国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对美元持续大幅度升值，其国际购买力进一步增强。日本企业意气风发地大量购买已开始出现泡沫破灭前兆的美国国内资产。

两大货币政策的推行，致使日本国内地价也出现直线飙升的景象。1985年-1990年地产泡沫期间，日本土地累积的资本收益高达1420万亿日元，规模是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按照那一年日本2400万亿日元的土地资产总额标准计算，如果把日本卖掉，可以买下4个美国。日本地价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场隐约可现的地产泡沫中，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日本银行业也深陷其中。由于企业在证券市场的融资成本低于银行贷款利率，银行大量的贷款客户流失。为了维持生存，银行将目光转向了最热门的房地产企业融资。只着重审查土地的担保能力，却忽视了企业的开发和经营能力。高估土地价值，其中所隐藏的风险为日后的泡沫破灭埋下了伏笔。

中日地产业相似性、差异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988年，一本预言日本崛起的《大国兴衰》让保罗·肯尼迪声名鹊起：“日本将以其独特的方式和在特定的环境下步美国之后尘。资本输出将成为其走向超级大国的必由之路。”

2002年，保罗又在《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只是这回追捧的主角换成了中国——《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是否是西方的福音？》：如果中国经济以持续的、奇迹般的速度增长，在25年到50年之后，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预言者的声音不禁让人警醒。

持续的贸易顺差、货币升值压力、流动性过剩，投资过旺，地价翻番，房价高涨……相似的经济运行环境如宿命轮回般，开始令国人忧虑：中国是否会步日本后尘，陷入同样的困局。

赵锡军：如果资产价格泡沫了，就会有危机，近几十年来的国际和地区性的危机都是从房地产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迪拜金融危机，加上美国的金融危机，都是从房地产泡沫开始的，因为它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

当年日本泡沫存在之际，采取的是刺激投资、刺激国内生产市场、大举入侵他国不动产的策略。自身积聚泡沫的同时，又大量从国外转移泡沫入境。面对日元升值、国内商品、商业市场不景气的境况，日本采取的是低利率政策，在泡沫积聚效应的叠加影响下，导致了经济泡沫的最终破裂。而中国当前面临的又是一种怎样的局势呢？

赵锡军：如果说不能把握的很好，价格在一次出现反弹，那么中国的经济就可能出现由中国自己的资产价格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那跟现在就很不一样了，现在外边的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基本上没有伤筋动骨，但是如果自己的经济危机，房地产就会崩溃，那么马上接下来就是银行体系的崩溃，接下来就是经济整体的崩溃。

国内政策收紧   转向海外投资

随着国家房地产政策的收紧，一些城市的房价开始往下走，上升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2012年要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如何调控成了关注的焦点。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中国房地产政策最基本的指导方针，是保证居者有其屋，这是全世界共同的理想，是人类的共同理想，而不是让少数人疯狂炒房，囤积居奇，而另外一些人没有房住，这是与我们社会公平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的，要达到这一点，就要通过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政策，多方面配套。

在国内房地产政策逐渐收紧的关头，一部分中国民众将投资目光转向了海外。美国房地产市场一片低迷的氛围下，中国民众美国投资房产究竟有多热？一场名为“金融实业价值回归”的中美圆桌会议给出了答案：在过去十年中国人在美投资，有50%流向了房地产行业。以纽约为例，仅2010年一年，中国的银行就有超过10亿美元资金投入到房地产的借贷融资中。

“他们在这里抢购豪华公寓，并计划花费数亿美金用于投资位于布鲁克林大西洋场地的商业和居住房产项目”，《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投资者的这场买房热潮，“来自中国的公司签署了大量租赁帝国大厦和世贸中心重建1号大楼办公用地的协议。大桥重修由一家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进行。每个人都想来纽约，因为纽约是他们走向全世界的出发点。”

人民币升值为中国人海外投资带来了更强劲的购买力，而国内房屋的限购政策也逼迫过量的资金寻找新的投资方向。面对美国经济不振、房市低迷的现状，怀揣着“到美国抄底”想法的国人开始了一次绝妙的旅行。

未来价格压力：国际流动性泛滥

3月份，高油价成了奥巴马总统发表“炉边谈话”的高频词，连续三周上榜。在这个“轮子上的国度”，攸关民众“钱袋子”的油价，往往是总统支持率走低的一大元凶。年初以来，美国油价节节攀升，已经逐渐逼近2008年7月每加仑4.11美元的均价高点，难怪奥巴马如此神经紧张了。

从美、欧、日等央行出台的各种形式的宽松货币政策来看，国际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上流动性泛滥已经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在这场输入型通胀的危局面前，中国今年的CPI数据能否如期控制在4%以内，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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