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讲堂：201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新华08：邹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12月12日到14日，中央经济会议在北京召开，那么在您看来这次工作的重点和亮点在哪？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邹平座：这次会议，就是在整体上还是延续了政策的稳定性，它的特殊的要求主要集中在稳定这两个字上，就是说求稳，稳定是一个大局，同时提出就是说稳中有进，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进，是今年的重点和亮点所在，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很多有特点的，有中国特色的，对当前经济形式分析的一些战略性决策，为明年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何去认真的贯彻去理解去深化这些观点和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稳中求进”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总基调。会议确定了“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为2012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目标，指出2012年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作为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仍将面临错综复杂的环境。国际上，金融危机冲击震荡余波犹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接踵而来，全球贸易量下降，且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国际上有影响的经济预测机构相继调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从国内来看，宏观经济也出现了新情况、新特点，特别是自2010年第四季度以后，季度GDP增长速度出现逐季减慢的趋势，已从今年一季度的9.7%回落到三季度的9.1%。

在风险与挑战面前，2012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让人期待，也令人担忧。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发展

新华08：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这是今年经济会议提出的一个政策目标，那么跟去年的目标“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相比，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邹平座：就是说今年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我想这条再强调一下，我们往往这两点理解为口号，实际上它有非常深刻的内涵。所以说在新的一年当中如何进一步的使我们的科学发展理论能够吸收西方一些经济学的精华，吸收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当中的一些精华，吸收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的一些基本经验，形成我们一条能够指导我们底层实际，甚至我们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我们的各级政府的进行决策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甚至一些计量的方法，我觉得应该提到议事日程，在新的世纪各种矛盾各种问题暴露出来以后，如果不对经济理论进行革命，很难去解决危机当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所以中国需要一条科学化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才能指导我们科学发展，才能坚定贯彻我们科学发展观的主题的经济思想，这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前提。

货币政策一向都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备受关注的焦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种种迹象表明，货币政策预调微调已经有所显现，与以往每到年底银根就有所收紧不同，今年10月份起，银行信贷投放力度已有所反弹。2011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也是三年来，央行首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提高政府效率 落实政策目标

新华08：那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券商就认为了明年的货币政策是稳健兼宽松的格局。或者说是以稳健之名行宽松之时，您是否赞同这样的观点呢？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邹平座：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延续在总体提法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执行当中我们要高度认识到有很多深层次的风险和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上我们要高度的防范市场失灵，什么叫市场失灵，就是市场的信息严重的不对称，它已经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一些市场，像房地产甚至像资源的一些市场上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是政府要加大信息化建设，政府的数据把握要准确，特别是在控通胀，保增长，这一系列的战略决策当中一定要加强政府的信息管理，使政府的信息大于市场，那什么叫政府失灵呢？就是当政府的信息小于市场的信息的时候，政府决策是无效的，那就是需要我们政府提高效率，所以就是说宏观调控我们制定的战略方针肯定是正确的，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我们执行起来如何才使它稳健呢，如何才使它积极呢？

所以说我们要提高政府的效率，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的实施到我们的各项经济目标当中去，至于说是名义上是宽松还是紧缩，我认为总体趋势要适应中国经济总量的真实情况，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总体上整个政策应该走向宽松，这是我们的经济总量，中国的经济浮动。

应由总需求管理转向总供给管理

新华08：正如您所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大的方针，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呢，遇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和矛盾，那么在今年12月之前，虽然在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大方针的指引下，但是市场认为，感觉到资金面有点紧张，整个货币政策可能呈现出一种比较趋紧的方向，那么这样的情况，在稳健的方针一个偏紧的局面是否与今年大部分时间的市场环境相符合？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邹平座：CPI最近一两个月，有一些下降，这是经济整个经济体重量级下降的结果，经济体较大规模的收缩，所以可能在春节前后，经济增长就是说会不太乐观，那么就是说我们，要把结构调整，放在重要的战略基础上，保持信贷资金合理增长的情况下，把金融的管理要由原来的总需求管理模式，转向总供给管理模式，什么叫总供给管理模式呢，就是强调优化经济结构，强调提高市场效率，强调税收对经济的支持，一整套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说中国发展当中我认为有五个阶段的红利，如何最大化这些红利，才能延迟我们国家在更长的时间可持续发展。哪五个红利呢？一个就是制度性红利，制度性红利我们最初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红利，释放了中国的生产力；第二个红利是劳动力红利，劳动力红利是随着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那么红利他会逐步的消失，但是他可以通过第三阶段的红利就是技术红利来提升劳动力的红利，土地作为一种资源性的红利，第五个红利就是国际化红利，我们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充分就业，同时又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这里面的一个借口就是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来提高我们的效率、提高我们的均衡水平、提高我们的供给能力，使我们投入的货币产生更多的供给。产生了更少的短期的购买力在市场的冲击，这样经济增长水涨船高，国家整体的经济生产力提升了，整个的价值水平提升了，货币泡沫就是自动会消除。

新华08：您提到我们的管理模式要总需求管理模式向总供给管理模式去转变，以更好的支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那么反过来看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情况、金融市场目前的构建以及整体经济发展的阶段是否能够支持这样一种转变呢？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邹平座：中国政府一直是一种强政府，有非常好的一个传统就是我们能够调动资源进行结构调整，我们在发展当中一定要知道在过去的30年的发展当中，中国之所以实现这些奇迹就是因为我们发明和创新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这些经济思想使我们根深蒂固的植根于科学发展的理论当中，这个需要我们去挖掘去研究甚至去把它模型化、技术化、系统化，来指导我们进一步的前进而不能否定我们过去一些做法，主要是要总结经验，我们的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是非常正确的。

而作为宏观调控中与货币政策并列的财政政策，在明年将继续锁定“积极”这一关键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值得关注的是，会议提出了“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与调结构、转方式一脉相承。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结构性减税的时机已经到来，通过税制的调整与完善，可以为服务业、小微型企业等减负，从而促进经济的转型。

财政支出应注重“授之以渔”

新华08：那么对于财政政策来说，今年的基调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明年的整个调控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邹平座：实践也证明我们在危机当中采取的一些财政政策是有效的，那么中国的财力是在不断的增强，现在我们今年的财政收入突破十万亿，这样一个巨大的数量。那么财政政策的支出，我认为还是应当注重效率，注重授之以渔，只有加大对人民教育的投入，对科技的投入，培训的投入，对老百姓创业，实体经济的投入，对公共环境的投入，对资源瓶颈的投入，我觉得仍然是解决经济发展的重要根本，当然了财政收入对于一些社会保障系统的建设，我认为是必要的，包括我们养老保险，这些社会保险，这些我认为保险是有必要的。但是千万不能走向大锅饭，走向过去的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生产力就是就业，就业的质量，就业人的水平，这个提高了，我们的资源和技术都提高了，生产力都提高了，社会的总价值水平就会上升，国家的竞争力就会增强，货币的泡沫就会消除，通货膨胀就会自然得到治理，所以说顺其自然当中，在一种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框架下，在增加有效供给，提高效率的水平上，来治理通货膨胀，实现经济增长。

新华08：在财政政策方面，积极的财政的主基调。那应该如何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增加支出还是减税？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邹平座：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刚才讲的首先要授之于渔，要让老百姓在提高他的整体能力方面，提高国家的整体的价值创造能力方面，提高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方面进行投入，这叫积极的财政政策，然后是收入和降税，要施行结构性的政策。对一些像高新技术，一些重要的一些行业和企业进行结构性的税收调节。同时就是说中国现在出现大量的资源外流，包括一些企业、人才，很多人到国外去弄个户口了，就是说要降税，另外对于整体的财政，包括地方的税费管理，要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给他们一个最好的，全世界最好的生存环境，我觉得这个财政的任务，税收多少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种环境，这种环境要在政策上，民主上，在他们的地位上来提升，

然后就是财政政策确实要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社会稳定的需要，同时也扩大一部分内需，但是民生不能超越经济发展，这个西方的两次大危机，都与过度的民生有关系，所以民生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认为积极在于主动性，同时在量上要加大，就是说我们对科学技术、对企业的扶持，结构性的政策要不光是量的问题，还是我们工作质量问题，这些方面都很重要。

自2000年开始，“经济结构调整”便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被反复强调的话题，这也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调结构就是要进一步优化产业比例，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工业支柱结构，优化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结构，优化财政结构。“调结构”意味着市场的重新组织和利润模式的转换。而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如果经济发展太快，将会加剧通胀压力；如果增速放缓，又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都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如何在稳增长、调结构和控通胀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至关重要。

提高效率 遵循规律 科学决策

新华08：这次中央经济会议也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平衡，积极稳妥的处理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以及管理通胀预期，这三者之间的平衡，那么目前要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平衡，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邹平座：我们现在经济当中，我觉得除了明显化的风险以外，还潜在更深层次的风险，就是说整体上，明显的风险就是经济在下滑，通货膨胀还有压力，但是深层次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加大提高政府的效率，提高政府的信息化科学决策水平，因为市场，这个经济危机，使市场上一些信号发生混乱，很容易引起政府信息的混乱，所以要是政府的信息，政府掌握的信息量大于市场的信息量，这样政府的决策才是有效的，相反如果政府的信息低于市场的信息，会发生政府决策的失效和无效，这个是我觉得西方经济危机当中总结出的一个重要教训，奥巴马总统也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发生，主要是决策的失误，他的原话，我认为他讲的还是有道理的，所以说政府要加强科学化的建设，加强调查研究，建设建立更加完善的统计系统，信息化系统，使政府的信息超前于市场的信息，这样我们的政府决策才是有效的，第二个就是说，腐败的问题必须得到治疗，这个问题已经影响了整个的公平和效率，所以说我们想全面的消灭可能还是不现实的，但是起码要做到整个数量、人数、次数、频率呈下降趋势，让市场有一种认识，这个腐败是逐步减少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市场的风险才能够度过去，所对腐败问题要毫不留情，毫不手软的进行处理和打击。不然它会伤害整个国家的经济体，不是他几个人的钱的问题，伤害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的效率，和人民的信心。然后第三个就是市场化的问题，这是防止我们在改革当中，调控当中，违背市场规律办事，使市场化改革出现倒退，市场化改革是最大的民生，就是说我们的宏观调控，必须在市场规律，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三大规律的基础下，不是上。在它这个三大规律的框架下，找到着力点，而不是去违背市场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去做出调控，这样的调控，违背规律的调控，最终会事与愿违，甚至使国家经济遭受重大的损失，所以说就是在这一点上，调控上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要尊重规律。

新华08：好的，感谢邹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